易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建筑学环境优化联系
易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建筑学环境优化联系-摘要：本文从卦象、易数与阴阳合德三方面论述了易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源是来自《周易》，与易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建筑是上古人类创造的最宏大的物质产品。它既具有遮风避雨、满足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功能，又能表达某种崇敬和信仰，以及划分社会尊卑等级的精神功能，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周易》最初虽是一部占筮之书，但它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保留了大量有关我国古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史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学的源头，其中直接关系到古代建筑学的史料虽然不是太多，但因易学是我国古代成书较早的典籍学说，因而这些史料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来说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本文以探索的态度，试图来论述易学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一、卦象与古代建筑
《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接着便分别论述了十三个卦象与世间器物的联系。这就是著名的《周易》取象制器说。其中有关建筑的卦象有二则:
（一）《大壮》讲的是地上建筑。《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栋，屋脊，承而在上；宇，椽子垂而向下，故曰“上栋下宇”。这样人居屋内可避风雨，又下乾为“健”，上震为“动”，犹如风雨动于上，而宫室壮于下，《大壮》卦象下面乾卦的三个阳爻，形象地表示了层层相叠的夯上台，上边《大壮》九四的阳爻则可以看作为是房屋的基座，再上面六五、上六两个阴爻则很形象地描绘出中间空虚，可作使用的建筑本体，整个卦象似乎是商周时期高台建筑的形象符号。
（二）《大过》讲的是坟墓棺椁。“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大过》，巽卦最下边是一个阴爻（初六），阴爻中间虚空，似乎很形象地表明了处于地下墓穴中的棺椁墓室。其上的两个阳爻（九二、九三）则可视为墓室厚实的围壁和室壁上的封土。上方兑卦的形象和巽卦正好对称，其最下的一个阳爻可以看作高出地面的封土堆，再上的一个阳爻则是土丘上祭祀建筑的台基，而上六的阴爻就是祭词建筑室内空间的形象符号。根据考古发掘，建筑史家确证，商周的贵族陵墓，地面上常保留有建筑的遗迹，这便是以后祠堂的发端形式。
以上两段是说古代房屋和墓地建筑是在《周易》启发下发明的，即易卦之符号是古建筑之源，古人确信这一点。同时，卦象“大壮”、“大过”符号也成为古代建筑的象征。
（三）《观》卦上卦为巽，下卦为坤。坤为地，巽为风——和惠怡人的天风在广袤的大地上阵阵吹拂，天恩浩荡，万物遍受恩泽，这就是《观》卦所要表达的象意。《周易·观卦.彖辞》有“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是故古人谓“《观》为宗庙之象”，《观》卦与祭祀建筑有着紧密的联系。《尔雅.释宫》注“观谓之阙”。“雉门之旁为阙，又名观”。这些都说明《周易》卦象与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易数与古代建筑
数量之“数”，在哲学上有不同的解释。从易数来讲，是以蓍草之数来说明事物现象的生成变化。《周易·系辞上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学中的象数，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它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的工具和手段，在中国传统建筑，尤其在宫廷建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与体现。其中，以三（三极）、九（用九）的运用，最为突出。
（一）六爻之动，三极之道
在《周易》中“三”是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或“三极之道”的一个数字。在三画卦中，下面一爻为地爻，中间一爻为人爻，上面一爻为天爻。在六画卦中，下面初、二两爻是地爻，中间三、四两爻是人爻，上面五、上两爻是天爻。此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象辞上传》)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包含着三极之道。
中国传统的宅院建筑之最高规格，为左、中、右“三路”之制。如，明清时期的北京紫禁城，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等。北京紫禁城内，前朝、内廷的主要建筑均为“三”大宫殿。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之基座(又称须弥座)，分为上、中、下“二”层或“三”重，又称“三台”。而且，每一层的台阶数，也都与“三”有关；“下重级二十有三，中上二重级各九”；乾清门“中三陛，三出各九级”。在最高级别的礼制建筑即“天坛”中，祈年殿屋顶为“三”重檐形式，基座呈“三”层。
（二）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卦，乾上，乾下，六爻皆阳。在行筮的时候，若所得之数全是九，由于九是变爻，乾卦就要变为坤卦。六爻都是九，谓之“天德”，即至纯、至萃、至精之德。乾卦六爻全部用九而不用七，谓之“用九”。这时候，乾卦处于乾坤转变的关键时刻，不可为首。人处在这种时候，亦当顺其自然，遵守三极之道，不可枉自为首。《乾》用九曰：“见群龙无首，吉。”《象辞上传》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乾·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不是指的某一天，而是包括乾卦六爻在内。故而称“天下治”，即天下大治。“用九”，是说应当善于运用阳刚变化之客观法则，即要刚柔相济，宽猛相济；掌握并运用了“用九”的法则，方可做到天下大治、天下太平。所谓“天则”，指的是自然规律。“用九”，表明了天道的变化无常，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若在天道突变之时，仍然能够善于“用九”而不为九所用，就不仅是天下可治，而且是体现了天道之法则了。这是只有具备了“天德”的圣人，才能达到的一种极高的境界。鉴于自然数中的“九”，在易学中所蕴含的上述哲理，再加上乾卦之六爻皆以“龙”来作比喻，因而，“九”就成了一个非常吉利而且有些神秘的数字。从易学哲学到社会生活，从皇家宫廷建筑到民间建筑，都可以找到“九”的影子。
西周关于建筑的等级规定是社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易》以“九”为阳数之最，“九”成为礼制等级中最高的一等，形成由“九”逐一向下奇数递减的礼制系统，对城市规划、宫室建筑就有更详细具体的限制。《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考工记·匠人》：“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西京赋》：“大夏（厦）耽耽，九户开辟”。《大戴礼》:“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明堂九室，朝堂明堂均然。《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出九门”。郑玄注：“天子九门者：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关门”。此所谓天子九门。
北京正阳门建造高度为九丈九尺。各地对旧住宅门第的规模，又向有“九十九间半”的说法。北京故宫的房屋总间数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而不足万间整数，谓之“采九九数”。
北京天坛圜丘象征天道以及人对天的崇信。圜丘呈圆形，共为三层。第一层的中心砌的石料为扇面形，其数为“九”,这是第一圈，以后逐圈扩展，所用石料都是“九”与“九”的倍数。第一层一共铺砌石料九圈，形成了一个“九”与“九”的基数，以“九”为级数，逐层增加序列。即：9、18、27、36、45、54、63、72、81；第二层以此类推，为：90、99、108、117、126、135、144、153、162；第三层为：171、180、198、207、216、225、243。共27圈，所用石料数皆体现出“九”是象徵九重天的意思。（九重天，即：第一重日天；第二重月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木星天；第五重水星天；第六重火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二十八宿天；第九重为宗动天。）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人们对其造型赞叹不已。在这十七孔的造型中，包含着对“九”的崇信，因为无论从桥的一端数起，其中最大的一孔都是第“九”孔。
三、阴阳合德与中国建筑
《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下》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这些都是贯穿《周易》的主要哲学思想。以此朴素辩证法来审视艺术，就要既有阴柔阳刚美的侧重，还要两者和谐，所以传统艺术唯有含刚蕴柔，寓刚于柔，方算妙品。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均可纳入到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之中，包括有关建筑方面的构图观念和形象特征也不例外。诸如刚柔，明暗，凹凸，硬软等，便可视为刚为阳，柔为阴；明为阳，暗为阴；凸为阳，凹为阴；硬为阳，软为阴等等。
（一）平面布局
先秦两汉的建筑风格亦比较侧重于阳刚壮美的表现，其形象追求的是“宽大崇高”，其细部追求的是“错采镂金”，就是与正规建筑互补，理应表现出阴柔秀美的园林，也追求景多景全，园中高台林立，奇卉珍禽毕呈。正像前汉大赋中所描写的那样，此时的苑圃花园气派宏大，包罗万象，尽量显示豪华富有，而没有后世园林的诗情画意和韵味含蓄，因此，从阴阳合德刚柔相济的审美观念来看，此时的建筑艺术是稚气的，过分显露的，是对外在世界一种较为粗拙的、物质的把握。历史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社会政治使大批士人自觉地与现实社会保持着距离，谈玄之风兴起，并尊《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流风所及，也给两汉以来较为正统沉闷的艺术理论注入了新的生气，反映在建筑上，朴素，雅洁，宁静自然的村居园林发展很快，作为对广殿高楼的补充，它们妥帖地表现了秀丽、自然的阴柔之美。
在布局设计和环境意识上，中国古建筑表现了较强的阴阳合德的观念。“庭院深深深几许”，南唐诗人冯延巳的这一名句，常常被用来形容中国传统建筑的延绵无尽。庭院一般是指前后建筑与两边廊庑或墙相围成的一块空间，这里建筑的实主阳，庭院为虚，主阴，这一虚一实组合而成的“前庭”和“后院”，按中轴线有序连续的推进，大大增强了传统建筑阴阳合德的艺术魅力。北京的故宫、山东曲阜的孔庙等建筑集群之所以会打动千千万万个旅游观赏者，其主要原因恐怕亦在于此。要是单个地孤立地去观赏这些群体中的主要殿堂，它们的基本造型变化不大，不能反映出古建筑艺术的绚丽多彩，然而一旦将它们用围廊、门楼、亭阁、隔墙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虚实相济的建筑群，其感染力便会成倍增长，如在《周易》经文中多次提到的“庭”，就表现出了这一特点。
就是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阳刚之美的建筑中，也不是完全不注意室外空间的组合，像上边提及的秦阿房宫，也不是实体一块的建筑单体，而是以殿、楼、阁，以及诸多架空间道、复道联络组合而成的庞大建筑群，在它的阳刚之美中，也透出丝丝的秀美。陶渊明被钟嵘《诗品》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从这位著名田园派诗人歌颂田园美的诗文中。也透露了当时士人对建筑风格追求的转变。“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田园居》）、“倚南窗以寄傲，市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辞》）。如此小巧拙朴的建筑环境，悠闲自在的居住气氛，集中表现出姻静、清丽，含而不露的阴柔之美。
（二）立面造型
中国建筑的立面造型十分注重阴阳虚实的相映互补。关于构图造型的阴阳变化相和，清代绘画理论家丁桌论曰：“凡天下之事事物物，总不外乎阴阳。以光而论，明曰阳，暗曰阴；以宇舍而论，外曰阳，内曰阴；以物而论，高曰阳，低曰阴；以培楼而论，曰阳，凹曰阴。……惟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笔实中之虚，虚中之实，虚者从有至无，渲染是也；实者着迹见痕，实染是也。虚乃阳之表，实即阴之里，故高低凸凹，全凭虚实。”
就建筑立面的构图原则而言，同样表现了上述高低凹凸，明暗虚实的阴阳变化与相和。传统建筑的基本立面构图是三段式的，底部为台座或台基，中段为柱子加出挑屋檐的斗拱，顶段便是颇有民族特色的大屋顶。这一形象本身就表现出虚实有规律的变化。台基实体一块为阳，柱子加斗拱较虚透细巧为阴，大屋顶庞大如盖又为阳，而这三部分又各有阴阳变化。台基虽实，但常选用白青灰等浅色石砌。如重要建筑台基较高，则往往分成数层，并围上雕刻精细的拱杆（如天坛祈年殿，太和殿的汉白玉台基），以避免其外观过实而使阳中蕴阴，柱子虽然较虚透，但其刚直有力擎托起大屋顶，且常漆成红色，斗拱亦作牛腿挑梁形，使其虚中带实，阴中有阳刚之气。最为奇妙的是我国古建筑的屋顶，如同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头部一样，屋顶也集中反映出中西建筑不同的风神情调。
西方建筑多圆形，葱头形的穹隆顶和三角顶，它们向上凸起，外张感较强，而我国建筑的屋顶是微微向上反曲的，形成十分柔和、好看的凹曲线。屋角也经过特殊的艺术处理——夸张地向外卷起，形成优美的飞檐翘角，这样，尽管硕大的屋顶主要表现出阳刚之美，但它那非几何性颇具内收感的造型，又带有飞动，轻巧，跳跃等阴柔美的特征，达到了以阳带阴，虚实结合的和谐统一。
中国建筑和地理环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源是来自《周易》，它与易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结合研究易学来研究建筑和地理环境，对社会和企业大有裨益。
人居环境的选择与调适
我国古代易理环境学起源人居环境的选择，在其历史发展中，从选择人居环境延伸出选择墓葬，称之为选“阴宅”。两者成为我国古代易理环境学的主要内容。原初选择人居环境注重外在客观自然环境的选择，随后又发展出注重外在社会人文环境的选择，进而又引发出人与人的命理相适应的理气派风水，前者就被称之为形势派，两者就成为我国古代风水学的两大派别。现在研究我国古代风水学，首先要考察它的原来意义，分辨它的延伸意义，再辨别它的现代价值。
现代人居环境的选择仍然是遵循天地人合一原则，与古代易理环境学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因此，本次讲座的总标题《周易》与人居环境的选择。只是由于时代变迁，天地人三者的具体内涵有了一些变化，具体来说：天地为客观外在的自然环境要素，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环境要素，人的自我心理要素。前两者虽然也有人自我的参与，但其客观必然性是个人自我所无法左右的。人的自我心理要素，属于价值判断，与社会民族心理等人文现象有相当的关系。从现代人的人居环境选择标准来诠释中国古代风水学，可以看出，从原初发展出来的注重客观外在自然环境选择的形势派理论依据，虽然尚不能以实证的方法一一加以以验证，也许永远无法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验证，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另一种思维逻辑，是以概率论为依据的或然性判断。对此是否相信，姑且不论，但它经历数千年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民俗心理，乃然对现代人的环境选择有相当影响，特别对信此道的人影响很大。因此，理气派仍有其心理调适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建筑与我国古代建筑有很大区别，不能完全固守古代风水与建筑理论，需要以现代建筑理论加以诠释。
我们是《周易》专业研究者，把人居环境的选择与调适作为《周易》应用研究的一个领域，因为我国古代易理环境学是以《周易》为其哲学依据，《周易》与我国古代易理环境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课题有研究价值。因此，我们以《周易》与人居环境学为题，中国古代风水学的现代诠释为副标题，探索中国古代易理环境学识在人居环境选择与调适方面的理论与应用及其与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生态环境学、建筑学、家居装饰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以达到吸取中国古代易理环境学的合理内容，为选择、营造、调适、装饰最佳的、有益于人之身心健康、事业兴旺发达的人居环境服务。
这仅是我们《周易》应用研究的课题之一，我们还在《周易》与决策学、《周易》与管理学、《周易》与科学、《周易》与自然医学、《周易》与武术健身、《周易》与艺术、《周易》与社会民俗心理等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以达到《周易》哲学为现代文明发展服务，让《周易》智慧之光永放异彩。
一、中国古代易理环境的产生、发展、演变
（一）中国古代易理环境学说产生于人居环境选择的需要。
古代传说，有巢氏时代，构木为巢。这是说，在我国远古的有巢氏时代，为了避虫蛇猛兽的侵害，人们象鸟一样，在树上建造栖身之所。后来，燧人氏钻木取火，发明了火，虫蛇猛兽怕火，也就是说人类有了用以战胜虫蛇猛兽的有力武器，开始在地上建造住所。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活动有目的性，表现在住所上，就是有目的选择适宜人居的环境。《诗经.大雅.公刘》记载：我国夏代末年，周部族的首领公刘率其部族由邰（ta古国名，古史相传为周部族的祖先后稷的封地。）迁豳（bin古地名，在今陕西彬县、句邑县一带）时选择环境的描述：“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景同影，测量日影以确定方位。相：视，观察，察看。这是我国最早描述选择人居环境的记载，已包含了后来风水的主要内容。用日影辨方正位，测量山冈，察看阴阳，观察流水。这可以说是以选择人居环境为主要内容的风水思想发端，公刘可以被视为风水学的鼻祖。
公刘为周部族选择了吉祥的人居环境，使部族兴旺发达。到殷代末年，周文王有德，虽末伐殷，然而却三分天下有其二。殷纣王惧怕周文王，将文王囚拘于羑（you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里。“文王拘羑里而演八卦”，将伏牺氏创立的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周武王继承文王事业，“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王朝。武王之子周成王继位后，为营建东部洛阳，让召公到洛相宅。《尚书.召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我国历代王朝都重视都城的选择。我国历代古者长安（今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营建、都经过风水大师的选择。都城关系国运，因而首先引起帝王的重视。由选择都城，发展人居的环境，风水学中称之为选“阳宅”。
（二）我国古代易理环境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我国哲学高度发展时代，产生了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家学派，也产生了以德为本的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以儒道两家思想阐释《易经》，将占筮之易发展为哲学易。《易传.系辞下》中对《易经》的产生作了阐发。提出：“古者疱牺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下，中通人和思想成我国古代风水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我国古代易理环境学说与天文、地理有密切关系。《吴越春秋》中载：伍子胥为吴王阖闾择建都城“相土尝水”，“法像天地”。
《管子.水地篇》提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对水地关乎人之美恶贤愚性情作了精辟论述，为易理环境学提供理论依据。因水地对易理环境学的独特影响，先秦地理学即后世的风水学的前身。我国古代风水，也称“堪舆”，这一概念是西汉《淮南子》的《天文训》中提出来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是：“堪，天道；舆，地道”。“堪舆”实为“天地之道”。因此，“堪舆，即我国古代风水学。
我国古代正式使用“风水”者，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是出自晋人郭璞所传古本《葬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风水”一词出自《葬经》，《葬经》是讲“阴宅”的。这是由选择人居环境，延伸到为死人选择墓葬。这与我国古代祖先崇派思想是密切相关的。祖先崇派思想认为，祖先死后乃庇荫着他们的后代。为祖先选择墓葬对其后代有重大影响。因此，即按照人居环境选择学原理，为死人选择墓葬，即选“阴宅”。而原来的人居环境选择在风水学中称之为选“阳宅”。
选“阴宅”是从人居环境选择引伸出来的，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在封建时代，其重视程度超过选择人居环境。现代，我国已统一实行火葬，虽然还有一些人对选墓地仍十分重视，但已失去原来意义，也与现代文明大相径庭。而我国古代风水中人居环境选择与调适理论，现代仍有其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这次讲座《周易》与人居环境的选择与调适，就是试图对我国古代风水学中的人居选择与调适理论，即选“阳宅”理论，作一现代诠释与发展。
二、我国古代易理学的哲学依据——《周易》哲学
我国古代易理学有其高深的哲学依据，这一哲学就是《周易》哲学。
《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易经》相传是伏牺氏所作。《周易.系辞下》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疱牺氏，即伏牺氏，伏牺氏是我国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传说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及人与万物而作八卦。这就是说，《易经》之八卦是伏牺所作。八卦为乾、坤、坎、离、巽、震、艮、兑。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即用八种自然现象来概括宇宙万物。而《易经》的兴盛则是殷周之际，《周易.系辞下》中说：《易》之兴也，其于中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司马迁依据这一说法，在《史记.报作少卿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日者列传》中说：“自伏牺氏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易经》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两部分组成。符号系统包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称之为卦爻象。而六十四卦是八卦两两相重而成。由八种自然现象解释万物，引申为六十四卦三十八十四爻的卦、爻象来概括宇宙万物。还有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字解释，称之为卦路，爻辞。
《易传》是对《易经》的阐释，《易传》包括《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杂卦》十部分，称为非作歹“十翼”。相传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孙子所作。《庄子.天下篇》中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丘即孔丘，孔子名丘。《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不得：“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中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之属十篇。”又说：“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对，世历三世。”颜师古《注》中说：“伏牺氏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这是说，《周易》是由三代圣人所完成的一部经典。因此，《周易》是我国第一部经典，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现代西方人士尊为与《吠陀经》、《圣经》并列的三大经典。
《周易》最早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指的就是《易经》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意思。
《易传》对《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阐发。《周易.系辞上》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六，指六十四卦为六爻，上二爻代表天，下二爻代表地，中二爻代表人，是天、地、人的统一。
《周易》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是我国古代风水学的哲学依据，我国古代风水选择人居环境就是遵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周易》辩证思维也是我国古代风水学的另一哲学依据。《周易》是由代表阴一一、阳——两种符号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阴阳是《易经》的基石。《庄子.天下篇》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法，过去强调对立斗争的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发展到斗争哲学，这并不符合《周易》的辩证思维。《周易》是讲阴阳对待、互补、平衡。强调的是和谐统一，《周易.文言》中讲“保和太和，乃利贞”。中医讲阴阳平衡谐调，阴阳失调就是病态。阴阳和谐是我国古代易理学的哲学依据。
建筑易理的时空观由相互联系的空间观和时间观组成，是中国人在长期认识自然过程中形成的有自己特色的在城市规划、城镇规划以及园林等方面的观点与方法，虽然有许多糟粕、迷信或者并不全面，但其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包括周围的山水、生态环境等有形的空间概念仍深深震撼和影响着现代社会；其有形的空间观与现代科学的许多观点想一致。建筑风水的时间观反映了其随时间的发展而产生的兴衰现象。建筑风水时空观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与实践，其留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故宫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合理性。
建筑易理与其说是与建筑相关，还不如说与区域环境相关更紧密，概括地说建筑易理是研究特定空间（有形的山水）和时间（理气）发展变化的现象与规律即称为“建筑易理时空观”，当然其结论的对错需要实践的检验，单凭零星的实践如故宫、明孝陵等匆忙下结论为时尚早，因为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也可能认识上是错误的，但建筑易理文化毕竟伴随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轻易的全盘否定也是不足取的。
1）建筑易理的空间观
建筑易理的空间观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山川河流、生态植物形成等的规划布局，研究对象可以是城市、村镇、园林、人或者动植物，也可以是建筑群或单个建筑。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筑风水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偏重于规划布局，对建筑本身的考虑则在其次。这与当代兴起的城市建筑应优先考虑周围环境的“反规划”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
建筑易理的空间观在现代社会并不孤独，其空间观可以在现代社会找出其影子。现代社会中的“山水城市”与“景观园林”与建筑风水的空间观中强调的“山、水、生态环境”在外表上是相似的，可以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建筑风水的传承。之所以说是外表上而不是内在的相似，是因为它们还有根本的区别，建筑易理对具体的“山、水”等规划与布局有特殊的要求；即使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但不满足建筑易理设计的要求，也只能是“山水城市”或“景观园林”，而不能称为“易理城市” 或“易理园林”。由此可以看出，建筑风水的规划与布局是严格的，需要经过精雕细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古都都集中在少数城市，以及易理城市也不是那么多。所以，传统建筑易理在现代主流规划之外，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文化是多层次的，同时任何建筑及规划都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与淘汰，中国建筑易理文化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而能顽强存在，足显其生命力，而不单单是用迷信可以完全说明的。
2）建筑易理的时间观
建筑易理的时间观基于对自然界中某种神秘力量作用周期的观察与认识，随时间周期变化而确定的方位、大门以及山、河流等，一般认为其基本周期为20年，这与地球上春夏秋冬变化周期为1年的情况相似。在社会看来宏观的神秘力量影响主要有引力场（波）、电磁场（波）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建筑风水的时间观看起来很难理解，但自然界中确有太阳、月亮等运行周期、太阳黑子爆发周期等现象存在，其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建筑风水时间观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段中应做相应的改变，如同春夏秋冬穿衣变化一样。现代“山水城市”或“景观园林”很少考虑建筑风水的这种时间观，更多考虑的是外在的“山、水”环境，虽然有许多相似点但还不是传统的“风水城市”或“风水园林”。
3) 建筑易理时空观与其它文明的比较
中国建筑易理文化时空观并非中国独有，在其它文明中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是直接分布在大地上的，指向或望向天空中某星座，但由于其文化传承的消失而无法理解，因而无法直接解释其含义。但中国文化也许是由于特别需要而得以较为完整的传承下来，中华文明即使是5000年历史也是相对年轻的，因而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如果从中国文化中广泛强调的“天人合一”来看，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表达的观念可以认为是直接与天的感应即可称为“直接天人合一”，这与中国宗教中许多建筑建立在高山上与天直接感应是类似的。
中国建筑易理的时空观，优先选择“山环水抱”的地域生态环境等，再考虑天的影响或二者兼顾，是间接的天人合一或“天地人合一”。中国建筑风水时空观考虑的更全面，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实际情况，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象征。
周易哲学的核心是阴阳学说。易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可称“宇宙代数学”专论宇宙万有运动变化。主张：“阴阳接而变化起”，“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强调一阴一阳的矛盾双方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因。风水学吹捧利用这一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骨架。常言“地理之道，山水而已”。山指龙与砂，龙有生有死，砂分阴分阳，水则有来脉与去向，是谓天门、地户，无非阴阳之别名。风水者，阴阳之道也。“相其阴阳”，旨在燮理阴阳。观山察水，目的在判明二者是否阴阳调和。或重形势，或重理气，千言万语，总在谋求营造一个山水融结、阴阳合和的最佳穴位。观山察水，还须结合天象变化。天体运行，气象变化。形成阴阳之气的升降浮沉，影响地理生态，故“气”在风水学中成为重要范畴。气与、水，关系密切。明人徐善继《地理人子须知》写道：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天象变化，制约地理生态，必然影响人的身心。风水学从整体形势、长远趋势着眼，进行整体综合评判，而以燮理阴阳、藏风聚气为其价值取向。
人们的普通心理是希望有良好居室以保障身心康泰。风水学力图满足人们的这一欲求。上律天时，下察地理，以自然声称的青山绿水为依据，天时地理相结合，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妥善选择，精心调整，以创造天人统一的最佳效应。人于自然环境，作用无非二端。一是“延天佑人”，即善于掌握并运用客观环境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造福人群；二是“以人造天”，即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适当改造自然环境，以满足人的愿望。风水术二者兼施：勘天、相天，觅龙、审砂、辨水，旨在“延天有人”，刑天、补天，定穴，修堂、补案，损有余以补不足，旨在“以人造天。”在此过程中，既重峦头形势，又不为自然形势所局限；注重理气法则，又不为石气条例所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主观努力，审时度势，“顺天修命”，即顺应天然形势，以完美人生性命。《易传》主张，人之改造、利用客观环境，不可主观武断，当“唯变所适”。天气有阴阳变化，地气有衰王休囚，时令有星移斗转，人在其中，只可应物变化，“与时皆行”，既考虑天时变化的恒定趋势，又考虑山川道路的未来发展。总的意向是使居室背山、面水、向阳。背山，则树木葱茏，能御寒抗风；面水，则有益于承风气，利养殖；向阳，则光线充足，身心舒泰。总之，营造一种时空统一，“藏风聚气”，使人身心康泰的最佳生态地理环境，是风水学的终极目标。
环境科学涉及三方面因素。一是天时，地理，山川风水等自然因素，此乃主要方面；二是周围环境、附近道路及比邻建筑等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三是人伦、禁忌，河洛、五行制约的文化心理因素。风水勘察过程是权衡三方面因素的系统思维过程，既要考虑外部空间的宏观环境，又要考虑室内空气质量，阳光、方位等微观环境，二者巧妙结合，内外协调互补，力求达到整体统一，阴阳和谐。
在进行以上诸方面综合评价时，首先当遵循风水理论指导。或重形势，或重理气，虽理论体系有别，最终目的则一致。正如《易传》所云：“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归根结蒂，妙在点穴。然而点穴之微妙，绝非单纯依据风水学理论进行逻辑推论所能定夺，端赖术数家灵机一动的直觉。《易传》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强调的是人在平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胸有成竹；关键时刻，“心有灵犀一点通”，借外境的某种刺激，诱发出“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使认识达到升华，一穴定点，巧夺天工，顺天休命。
直觉思维，以往多遭歧视，被斥为玄谈怪论。当年逐步受到科学家们青睐。它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突发式心理体验，是一种灵感、顿悟式的认知活动，不借助逻辑推理，撇开理性认识，超越习以为常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规范，有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它对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扮演着妙手回春的“助产士”的角色。科学家一旦受到某种外在事物刺激，使认知活动发生突变，捕捉到难得的机遇，从而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汤川秀树说：“单靠逻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爱因斯坦讲得更恳切，在科学发现中，“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直觉、灵感亦多有肯定评价，值得认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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