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易经》情由独衷

    韩愈《易经》情由独衷之内容提要 本文以韩愈《进学解》里“《易》奇而法”这句断语为切入点，结合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界定他所谓的《易》“奇”有什么具体含义，再看看他是如何取“法”于《易》的，从而深入探讨他对《周易》的独特解读与接受。
关键词 韩愈 《周易》 “《易》奇而法”

    韩愈在《进学解》里写道：“《易》奇而法，《诗》正而葩。”①今之论韩愈者往往只着眼于“奇”与“正”的关系问题，多忽略这个“奇”字是就“《易》”而言的。韩愈所指的《易》“奇”有什么具体含义，他又是如何取“法”于《易》的，更是无人论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韩愈的这句话为切入点，结合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详细探讨他对易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本是占筮之书，包括六十四卦卦形及卦爻辞，称为《易经》；儒家以中庸之道解说阴阳八卦变化，用来概括天地人事，是谓《易传》，以至成为经典。韩愈毕生以卫道士、传道者自居，熟读儒家经典，对《周易》当然也一定是了然于心的，他所谓的“《易》奇”有什么具体含义，还得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答案。
    据笔者统计，韩愈诗文中出现《周易》书名的地方共有12处，其中有8处或是引用书中语辞时概括而言、或是在历数古代典籍时顺便提到，如：“《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韩愈《杂说》其一)、“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韩愈《原道》)等，没作任何评论，此略去不议；另外4处中，除“《易》奇而法”外，还有三处也颇值得玩味。让我们先来看看韩愈所作的两首《进士策问》：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举其义而陈其数焉？(韩愈《进士策问》其八)
    问：《易》之说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潜龙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厉，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之四位既不为易矣，《坤》之爻又曰“龙战于野”，战之于事，其足为简乎？《易》，六经也。学者之所宜用心，愿施其词陈其义焉。(韩愈《进士策问》其九)
    《进士策问》共十三首，这两首的目的是考察对《周易》本旨和大义的理解，命题角度各有不同。第八首中“洁净精微，《易》教也”，出自《礼记·经解》，孔颖达《礼记正义》作了这样的疏解：“《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净也；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韩愈拈出这句话作为考题，可见对《礼记》给《周易》下的这四字断语，他也是认可的。第九首则从乾、坤两卦的爻辞入手，对《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周易·系辞上传》)提出了质疑，再联系他赞同卢仝“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寄卢仝》)的治经态度，则知韩愈在解读儒家经典时，是主张“舍传求经”、独抒己见的。接下来再看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的一段话：
    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
    韩愈在此文中讲述了自己致力于古文创作，却不为时人所容的情况：“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并举了“昔扬子云作《太玄》，人皆笑之”的例子，对桓谭“《太玄》胜过《老子》”的说法不能认同，因为“《老子》未足道也”；扬雄的弟子侯芭说《太玄》胜过《周易》，韩愈就深以为然，说这才是扬雄的知音。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信息：其一，在韩愈看来，《周易》要胜过《老子》；其二，韩愈觉得《太玄》与《周易》才有可比性，但并不仅仅因为《太玄》是拟《周易》之作，这可在《送灵师》里寻到佐证：“手持南曹叙，字重青瑶镌。古气参《彖》《系》，高标摧《太玄》。”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除需、小畜、同人、大有、噬嗑、大畜、大壮、明夷、归妹、中孚、小过、既济、未济等十三卦外，其余五十一卦的卦名，在韩愈笔下均有出现。为方便说明问题，现举出有代表性的几例罗列如下：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南山诗》)
    巽宫尊长女，台室属良人。(《梁国惠康公主挽歌》
    与子昔睽离，嗟余苦屯剥。(《纳凉联句》)
    遂来长安里，时卦转习坎。(《送无本师归范阳》)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争臣论》)
    细心研读后我们会发现，韩愈用这些卦来写诗作文的目的大致有三：
    1,是使描写生动形象。第一例中的“剥”是指《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三卦剥，由五个阴爻和一个阳爻组成，阳爻为上九，故曰“前横若剥”；姤卦是第四十四卦，由一个阴爻和五个阳爻组成，阴爻为初六，故曰“后断若姤”。韩愈别出心裁地用“剥”、“姤”两卦的卦形，形容南山峰前峰后的不同景色，很巧妙又极形象。第二例亦是如此，“巽”为《周易》八卦之一，《周易·说卦传》云：“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巽》卦又是六十四卦之第五十七卦，上下卦皆为“巽”，象征“顺从”，“巽宫尊长女”，既写出了惠康公主的身份地位，又称颂了她的美好品德，一举两得又不落俗套。
    2,是使行文言简意赅。第三例中的“睽、离、屯、剥”是《周易》中的四个卦名，“睽离”意谓“离别”，“屯剥”象征艰险，用词讲究、对仗工稳。第四例中，“习坎”出自《周易·坎》：“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意思是说，坎卦象征重重险阻，但只要胸怀诚信，就能使内心亨通，努力进取必有所成。另外按卦气来看，“坎”为十一月之卦，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秋，调任职方员外郎，离开洛阳，“遂来长安里”，诗云“时卦转习坎”，既说明了秋转为冬的季节变化，又预示着未来可能存在着的艰难险阻，短短一句话里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情感和激烈的情绪波动，真可谓简洁凝练。
    3,是使议论深刻有力：第五例先是引用《周易·恒》六五爻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谓以柔顺从人、长久地保守自己的节操，乃妇人之德，非大丈夫所为；接着又连用蛊卦上九爻辞、蹇卦六二爻辞来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君子应该遵循不同的道德标准，以讽刺谏官阳城居官仍如在野，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样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又使用恰切，论证有序，使文章读来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现在让我们结合上面的论述，揣测一下韩愈所谓《易》“奇”的确切含义。笔者以为，首先，这个“奇”可作“玄”字讲。前面说过韩愈推崇扬雄的《太玄》，认为堪比《周易》，而《太玄》又是拟《周易》之作，这就证明了《周易》是“奇而可法”的，那么可以说《周易》之“奇”与《太玄》之“玄”是同义词。在韩愈笔下，这个“玄”字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幽深”，二是指“玄妙”。韩愈说自己读古书：“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进学解》)又说：“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这里的“玄”、“奇辞奥旨”正是就意旨幽深、气象玄妙而言的。韩愈还喜用“玄”、“幽”、“奥”、“冥”等字来形容好的诗文作品，如“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名》)、“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荐士》)等，这些词均可看作是“奇”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反过来，“奇”达到极至便会显露出一种幽深、超拔之气。
    其次，这个“奇”还可作“微”字讲。也就是“洁净精微”之“微”，有“微言大义”的意思，《周易·系辞下传》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是说《周易》卦爻辞有“以象喻意”、寓意深微的语言特色，而《周易》的本旨正是以幽微之言，辩明事物之美恶吉凶，教人防微杜渐。韩愈欣赏“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②的文章，再加上《周易》有“数惟人可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后案》)的特点，故可用《周易》记载世间百态，无论写景状物、抒情遣怀，还是言事说理，都能隨物赋形、精妙传神。这种内涵与外延都如此宏阔的经典之作，当然是非常神“奇”的，更是值得效法的，所以韩愈说：“《易》，六经也。学者之所宜用心。”(《进士策问》其九)言《周易》为六经之总，学者应该用心研读。
    二,《邵氏闻见后录》说：“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③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也说自己：“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这里所说的“经”，泛指儒家经典，当然也包括《周易》在内。下面我们就结合韩愈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看看他是如何取“法”于《易》的。
    韩愈主张学习古代经典要“师其意，不师其辞”，在继承中独树创新，他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沈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世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刘正夫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看待《周易》的态度亦应是如此，他借鉴了《周易》的“奇”并有所创新便是很好的例证：
    首先，《周易》的“奇”表现为“玄”，也就是博大精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又表现为“微”，它阴阳作爻，六爻成卦，六十四卦成书，就是看似这些简单的符号，却象征着世间百态，“《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下传》)，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生产、行旅、战争，祭祀、婚姻等等，同时又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屯卦”为例，它便用简略的言辞记叙了一场婚嫁的全过程：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内容完整，有人物，有情节，有地点；场面紧凑，气氛热烈。笔墨虽然经济，但笔法起承转合，变化有致，可作一出短小的戏剧来欣赏。另外抛开字面意思，从哲学内涵分析，全卦又有勉励人于困境中仍要居正慎行、奋发图强的主旨。韩愈也擅长用奇思妙笔，描绘反映中唐社会生活的宏阔画卷，于简洁平易的笔墨中传达出极为深邃的思想，如他写于贞元十一年(795年)的《画记》，就是这样一篇奇文：画中人马禽兽，车杖杂器，各种物件总计五百有余，而且动作不同，姿态各异，韩愈却能将这么多庞杂之物纳入一篇短文，写得惟妙惟肖，十分传神，中间穿插变化，不可端倪，变化中又有生气贯注的鲜明节奏，使人读之不厌。再如《送董邵南序》，文虽仅百余字，却错落古奥，内有无限开合、无限变化、无限含蕴，正是文章结构得法，语句变换有术的结果，非大手笔无以致此。韩文这种囊括天地众相、又有无穷变化之妙的布局，不正像是《周易》的精妙文法吗？
    其次，《周易》虽是一部散文作品，却有着浓郁的诗歌色彩，陈骙《文则》说：“《易》文似诗。”④据统计，《周易》卦爻辞中有1/3是押韵的，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等。而且有好多卦的爻辞便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韩文在句式的运用上便较好地借鉴了《周易》这种长短结合、文中有诗的作法，交错运用各种句式，较好地纠正了骈文学虽然整齐合拍，却缺少变化、气势较弱的缺点，如《进学解》中的一段：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于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
    句式整齐，节奏鲜明，极富变化，既有散文之气势，又有诗歌之美感，文章的语言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种“辞事相称”、“善美并具”的文章风格，可以说与《周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研究《周易》需要头脑冷静、心思缜密，故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但一味蔽于“洁静”、“精微”，便会走入隐晦险怪的歧途，“《易》之失也贼”⑤，导致“作文害道”，这正是韩愈所极力反对的。他指导作文时，总是强调青年人要注重自身修养，在《招扬之罘一首》诗中写道：
    先王遗文章，缀缉实在余。《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
    《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说，如果学习中缺乏学友之间的交流切磋，就必然会导致知识狭隘、目光短浅。《周易·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只要重视在学习和实践中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在错误道路上就不会走得太远，能很快回到正道上来，不会造成悔恨的后果，因此会“大吉”。《礼记》重远行，《周易》重回向，只有二者结合，方可有学问气象。可以看出韩愈的为学之法乃是内外兼修，故他虽追求怪奇，但用得适度，“奇”而不失其“正”，能写出意新思奇、文从字顺的好文章来。
    要之，韩愈说“《易》奇而法”，意谓《周易》虽然从思想上看，幽玄奥妙，令人莫测端倪，但从文学层面来看，语言庄重典雅，段与段之间衔接紧密，文情句法错落有致，所以写诗作文时是可以取法的。同样，人多叹学韩文怪奇，但学习、效仿者众多，原因亦在于韩愈虽爱运奇思、出奇笔，但仔细体味，却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三,韩愈说自己“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县斋有怀》)，自幼年时便养成的独特个性和沧桑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追求新奇的原动力，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柳宗元在《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说：“退之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雄远甚。雄之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⑥清代散文大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也说：“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⑦可以说，韩愈好《太玄》，是因为《太玄》“奇”，奇在“气”，奇在“字句”。而《太玄》的源头正是《周易》，他说“《易》奇而法”，正是由于《周易》符合了他“尚新奇”、“重文气”的创作理念，体现着他锐意求新的美学理想。
    柳宗元看待古代典籍的态度也和韩愈一样，主张抛开繁琐的注疏，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用来作为指导作文的范式。具体而言，他们都认为学文当以经为本，博采众长，如韩愈《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⑧至于学习经典的什么，他们的说法也是异曲而同工：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进学解》)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周易》的精髓，就是“变易”思想，《周易·系辞上传》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周易·系辞下传》亦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韩愈、柳宗元都把《周易》作为自己的文学渊源之一，但前者说得宏而深：“《易》奇而法”；后者讲得简而精：“本之《易》以求其动。”造成这种不同取法角度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为文之法不同，正所谓“学术眼光决定创作风格”，韩愈、柳宗元对《周易》的不同解读，恰与其文章风格相对应：韩文雄肆奔放，柳文幽丽细腻，各臻“奇”妙。其次是思想层面的因素：韩愈激烈排佛，他重视《周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从中找出能够与佛教相抗衡的思想，作为振兴儒道的依据。如佛教说人生即是苦，因为有生就有灭，无生才可不灭，所以最好是无生；《周易》则说人生不苦，“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生命是不灭的，“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与佛教的观点正好相反。柳宗元却是信佛的，他主张“统合儒释”(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因为在佛教理论中，有很多内容与儒家学说是一致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柳宗元《送僧浩初序》)如佛教讲“诸行无常”，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处于流转变化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与《周易》之“动”，确是有相合之处的。总之，在对《周易》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上，韩愈大气疏阔，柳宗元细致缜密，各有各的精道之处。
    韩愈终其一生，一直都在钻研儒家经典，追求“穷情尽变”(韩愈《送权秀才序》)的为文之道，写下了许多内容宏阔、思想深邃的华美篇章，如他的贈序、墓志、祭文等，篇篇变奇生趣、摇曳多姿。用易学这面镜子照一照韩愈，不难看出他对《周易》也有着“韩愈式”的独特理解与接受，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系统理论，仅有散见于诗文中的只言片语，但从中仍可窥见一些端倪。目前学人在此方面罕有论及，笔者以为值得深入研究，故不揣谫陋，围绕“《易》奇而法”这句断语，略述个人见解，或有牵强之处，还期求正于方家。
    注释：
    ①屈守元、常思春校注《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08页。以下凡引韩愈文皆出自该书。
    ②屈守元、常思春校注《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6页。
    ③[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页。
    ④[宋]陈骙《文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5页。
    ⑤[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54页。
    ⑥[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82页。以下凡引柳宗元文皆出自该书。
    ⑦[清]刘大櫆《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7页。
    ⑧[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