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成就了中华五大盛…

郑州吉元堂预测网 2012-02-07 00:00 卫战胜 浏览
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成就了中华五大盛世 卫战胜 发表于 2008/10/25 22:20 366次点击 | 收藏 道家“无为而治 ,与民休养生息 ”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

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成就了中华五大盛世
卫战胜 发表于 2008/10/25 22:20 366次点击 | 收藏

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轻税减赋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一、田齐道法结合的稷下黄老之学

公元前481年田和发动政变,由独擅齐政而夺取姜氏齐国政权,史称田齐代姜齐。田和称王第二年就死了,其子田齐桓公也无明显政绩,其孙齐威王立志改革,齐国再次称霸,再造了姜齐桓公之霸业,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


1、田齐推行黄老之学

田齐替代姜齐立国时,引起了普遍不满,齐王则用小斗进大斗出、授田、减税等措施收买民心。在政治上,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替姜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都来源于陈国。《史记》说:“苦县属陈国”。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熊铁基,2001)。

关于黄老一词的来源,有学者认为,齐威王政治上大力推行“高祖黄帝”、“尊黄用老”政策,于学者们遂将黄老联称,共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这可能是黄老之学最早的来源。


2、稷下学宫及其稷下黄老之学

从齐桓公开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齐威王即位后立志称霸,一方面鼓吹“高祖黄帝”为纂权正名,一方面任用稷下学士邹忌、淳于髡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田齐政权的大力倡导,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齐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黄老学者也占了大多数,如接子、环渊等。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张“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因道生法”、“因道变法”、“执法平等”等。稷下黄老之学其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


3、齐威王用邹忌改革

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齐立国初期,就采用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实行了户籍制,推广铁器,减免赋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措施,这与官方推行的黄老之术也基本上吻合。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采纳“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司马迁说:“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史记》)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日遂强大,在桂陵、马陵两役中重创当时的霸主魏国,遂成战国七雄之首。齐国历经威王、宣王、愍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乐毅合纵连横,游说六国,率六国联军伐齐,齐丢掉了50多座城池,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齐国从此衰落。齐国是战国后期第一个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致力于一统中国的强国(白奚,1998)。


4、稷下黄老之学与田齐称霸的关系

虽然先秦历史缺少直接的历史记录,但依据《史记》、《资治通鉴》等记录,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稷下黄老之学推动了田齐崛起,其理由有六:①田齐政治上推行“尊黄重老”的黄老之学,不仅有众多记载,而且山东等地出土的陶磁器上也有“高祖黄帝”的字句;②田齐推行的经济政策,减免赋税、因其俗、简其礼、自由工商、便鱼盐之利等,带有明显自由放任的特点,符合黄老之学特征,再说经济从属于政治,不可能另搞一套;③齐威王用邹忌的改革,其目标是吏治,督奸吏、减吏省员、无扰民、无掠民等,也正是黄老道家倡导的;④稷下学宫及其主流的稷下黄老学派,实际上是齐国参政议政的一个参谋班子,齐威王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黄老学派的指导下进行的;⑤儒家当时在齐国政治上没有地位。据记载孟子曾两次去稷下,两次都没有受到重视。⑥田齐黄老之学成效突出。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郭沫若,1954)。


二、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西汉人,而且司马迁也是个黄老政治崇拜者,对黄老政治及其创造的业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西汉应用黄老政治治国,就有了明确道家理论指导,并且有详细历史记录。


 1、黄老政治来源及其内容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三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五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给工商业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史杰鹏,2007)。


 2、西汉黄老政治的详细情况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缛节不感兴趣,惟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比较对口味。刘邦采用黄老之术治国,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重要谋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也都爱黄老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吕后当政内,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2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

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

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这45年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她的孙子汉武帝即位后,要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窦太后为此大发雷霆,逼着汉武帝罢免了一些官员,汉武帝第一次独尊儒术的图谋就失败了。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3、黄老政治的治国成效

汉初黄老政治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的没地放,铜钱多的没线穿。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汉书·食货志》也夸曰:“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全国人口大约有1300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850多万,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汉初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黄老之术起了重要作用(史杰鹏,2007)。


三、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幺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1、尊老子为圣祖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高宗李治在历史上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习《老子》。他曾亲临鹿邑县太清官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

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曾两次注释《道德真经》,他在《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2、垂拱而治与贞观盛世

唐朝尊老子尊道教,可能是务虚之举,以抬高唐王的历史地位。开元25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老子》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 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


四、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猪放牛为生,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


1、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从叫花子到皇帝,平身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明朝初年,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明太祖也中国历史上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亲自注释《道德经》,可见明太祖对道家理的重视程度。《道德经》对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很大。吴晗《朱元璋传》引述了此段史实,并说:“由此可见,明初处罚官吏到淮、泗一带屯田工役的办法和《道德经》的关系。”(刘韶军,1997)。

永乐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下令减免赋税,对灾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宽待流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明仁宗虽然在位时间仅10个月就去世了,但仍无愧于一代仁君的称号(高阳,2006)。

宣宗及位后继续推行仁宗的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任贤纳谏,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政治较为清明,出现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学家称之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让明王朝的“仁宣盛世”达到了顶峰(高阳,2006)。


2、仁宣盛世与文景盛世的比较

历史评价明仁宗,说是:“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关于宣宗,在历史上也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可见,历史学家都把仁宣二帝与文景相比,这恐怕不是巧合吧(高阳,2006)。仁宣盛世才短短11年,老百姓好日子还没过够,因此,又有很多人遗憾的说,假如仁宗多活10年多好呀,假如宣宗多活10 年多好呀。


五、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这百年辉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


1、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清世祖是历史上第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他在《御注道德经》注中,称赞道家的“治心治国之道”。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刘韶军,1997)。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对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的形成贡献很大,这其实与黄老学派“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还对儒家爱民如子的说教提出质疑,他说:“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

康熙即位后,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康熙还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奖励垦荒屯田,并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方行起科”等办法,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康熙51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减轻百姓负担。(李治亭,2005)。

雍正帝最大功绩是整顿吏治,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取得了圆满成功。其次,雍正帝极度勤政,每天平均批阅的奏折7000-8000字,他还建立不究形式的密奏制,让地方官给他汇报实情。再次,雍正取消人头税,推行按田征收的“摊丁人亩”税制,使田少的农民负担大减,削除贱籍制,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又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等。为此,历史学家评论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乾隆帝在位60年间,贯彻和执行前朝的政策比较彻底,如“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三大政策。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他爱好阿谀奉承,重用贪官和绅,致使后期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六下江南,耗尽民财;大兴文字狱,动辄杀头充军;搞虚荣心外交,肯向大清国进贡的小国,能得十至百倍回赠;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把盛世的家底耗尽,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易中天,2006)。


2、康乾盛世与道家思想

清朝初年予民休养等政策,与道家不扰民、不掠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是相吻合的,如顺治以来“宽待流民”政策,雍正减少农民负担和摊派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政策,特别康熙“永不加赋”政策,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地区性减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减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也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也与黄老道“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还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六、明朝不上朝堂的皇帝

皇帝不上朝,自然就让人想起无为而治。为此,顺便介绍一下这类情况。明朝文官制度发达,皇帝没有自主意识,只能按儒家的礼教行事,皇帝其实变成了文官集团的期望象征。嘉靖、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堂,是由于与林臣们爆发了激列冲突,皇权受到压制。大家都说封建礼教吃人,其实也吃皇帝。


1、明世宗嘉靖皇帝25年不上朝堂

明世宗朱厚骢,年号嘉靖,明代第11位皇帝,在位38年。由于孝宗无后,嘉靖由外藩即皇帝位,本想大有作为,但人还没到京,就因“议礼之争”与文官集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嘉靖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争执。这种长期对抗,彻底粉碎他的梦想。嘉靖不愿以养子身份即皇位、要册封自已父母等,又与朝臣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让嘉靖迁怒朝臣,讨厌那些礼制,从而性格独特,行事另类,不穿龙袍,二十多年不上朝堂。嘉靖贵为天子,也无法摆脱儒家礼教的约束,最终选择消积反抗(高阳,2006)。

嘉靖不上朝堂,不愿听那帮朝臣高调的鬼话,但嘉靖并不是不管事。如嘉靖任命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总督胡宗宪采取剿抚并重的办法,几乎彻底解决了长达百余年倭寇问题。这也算嘉靖皇帝不多的功绩吧。但嘉靖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君主,他崇信道教,好炼丹,求长生。嘉靖到处搜罗道士、秘方,许多人靠给嘉靖撰写道教青词而入阁成为宰相。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就是有名的“青词宰相”。


2、明穆宗隆庆皇帝难开金口

明穆宗朱载后,年号隆庆,嘉靖的第三个儿子,30岁登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隆庆可以说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6年。隆庆也是个有名懒皇帝,他一生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朝会上也不发表意见,以致有大臣以为皇帝是哑巴。隆庆皇帝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明王朝出现了最后一个繁荣时期(高阳,2006)。

明朝一大惯例就是明君短命,昏君长寿。隆庆皇帝只当了6年皇帝,36岁就去世了。隆庆皇帝虽然很懒,懒到连话都不想说,但他有意无意间习得了道家无为政治的精华,终成一代明君。其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也是懒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照样成为五霸之主。


3、明神宗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堂

明神宗朱翊钧,穆宗皇帝长子,6岁立为太子,10岁即皇帝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万历皇帝是出了名的懒政,他从万历20年以后几乎就没上过朝,一直到万历48年驾崩,创下了长达28年不上朝堂的记录,比他爷爷嘉靖皇帝25年不上朝的记录还多3年。万历懒政的原因与其爷爷嘉靖一模一样,也是与朝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真正冲突源自一个女人,一个与万历心心相印的妃子叫郑淑嫔,万历想给封个贵妃,不让。从此,万历万念俱灰了,只剩下一个不上朝堂、不出宫门、及时行乐、声色犬马的皇帝了(黄仁宇,1995)。

万历其实是个聪明宽厚的皇帝,他不上朝是因为皇权受到压抑,历史学家仍肯定其一些做法:首先,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次,万历也处理了不少国事,大事不含糊,如三大征战都是在万历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援助朝鲜的明日战争,万历倾其血本,两次都果断出兵。再次,万历皇帝思想比较开放,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每月补贴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天文、机械、火炮等技术,利玛窦也成了中国钟表行业的师祖。最后,万历不补的主要也是朝内阁员,这可能有赌气的因素,也可能是万历不愿意养一班高谈阔论、找事生非的官(黄仁宇,1995)。


4、明熹宗天启皇帝爱做木匠

明熹宗朱由校,明代第十五位皇帝,16岁即位,在位7年,年号天启。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后期魏忠贤与朝臣如崔呈秀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六部。魏忠贤常常趁熹宗在专心制作木器时启奏,他总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

明熹宗朱由校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但明熹宗却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又重用魏忠贤一伙宦官,加速了明王朝的堕落(高阳,2006)。


七、道家理论与中国历史兴衰

纵观道家思想的治国实践,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历史上一些朝代开国前期,统治者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垂拱而治、休养生息、轻税减赋等思想治理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特别是汉初的黄老政治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通过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历代王朝兴衰与道家关系如下:秦朝兴于法家,亡于法家;汉朝兴于道家,亡于儒家;唐朝兴于道家,亡于佛教;宋朝从未中兴,亡于儒家;元朝兴于法制,亡于佛教;明朝兴于道家,亡于儒家;清朝兴于道家,亡于儒佛。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国家的兴衰是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制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

其实道家和儒家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有了明确的结论,历代统治者读《史记》时对此不闻不见,更有儒生批评司马迁有偏见。司马迁指出道家是简单易行、事半功倍的治国理论,他说道家:“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迁反过来批评儒家繁文缛节多,劳而少功,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史记•太史公自序》)。

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说:“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这只是口号,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俚语来勉强比拟,意思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南怀瑾,2007)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孚琛,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胡孚琛,2003)

西方人对道家理解远比中国人深刻,国人把道家说成是隐士玄学,但西方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简单的治国术,他们把黄老道家译为“工具性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所谓工具性当然是表示简便操作能使用。这种译法太重要了,他在名称上就为首次接触道家的人留下了工具性、实用性的概念。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近100年前就看出了道家促进发展、儒家损害经济的道理,他在《儒教与道教》中说:“就自然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伦理观是相得益彰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韦伯反过来批评儒家、佛家是经济发展的祸害,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儒、佛内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欲望”,他还断言“儒家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马克斯·韦伯,1995)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道学基金会主席张绪通认为,“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张绪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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